草原上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有大量史料说明，蒙古兀室韦人和鸟洛候人在公元5、6世纪前就开始了从渔猎经济向畜牧业经济的过渡。到公元8世纪初，“蒙兀室韦”的一部分西迁到鄂嫩、土拉、克鲁伦三河发源地肯特山一带，而另一部分则迁到阴山地区，他们告别了哺育他们成长的森林大河来到了辽阔的草原，这时其畜牧经济获得飞速的发展。对此，民族学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为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献史料记载，在十世纪至十二世纪，蒙古族的牧业经济已相当繁盛。北逾火里秃麻，南抵玉你伯牙，东到呼伦贝尔，西尽也尔的失河一带到处都有游牧民的畜群和毡帐。他们逐水草，便畜牧，游牧行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十二世纪，有名的札只剌部落以养羊著名，奉戴札木合的就是养羊的人，居住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的乃蛮部和居住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则是善于养马的部落，这两个部落的首领塔阳汗和王汗与成吉思汗都被称为牧马人的代表。

  蒙古封建主确有过数千畜群，经营过大型的牧业经济，据史书记载，以一千帐幕为一古列延，这样的古列延就有七十多个。《元史译文证补》载；合赤曲鲁克之妻莫奴伦所居之诺塞儿吉及黑山之地“畜群富饶，牲畜的多少是贫富的标志摄影/文凯每登山以观，牲畜遍野，顾而乐之。”《史集》里也叙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每隔几天，她就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时，她便喊道；牲畜全聚扰来。要不然她就命人去找畜群。”这则有趣的故事说明，在蒙古人看来，牲畜是了不起的财富。

  蒙古族从事畜牧业，还可以从阴山岩画中得到证实。广泛分析在东至乌拉特中旗，西至阿拉善左旗的阴山岩画上有马、牛、羊、鹿、驼、驴、骡、等动物形象，羊有山羊、绵羊。骆驼为双峰驼。例如有这样一幅画；画面以突出的地位敲凿了一匹骏马，头微昂，粗长的尾巴后垂，马背上站立一个身体瘦长的人，上身前曲，五指叉开，手抚马鬃。有趣的是，在此骏马的四周，围绕着六匹马，可能是表达人们繁殖马匹的强烈愿望。在格和尚德东草原上的一个中等生活的人家要有一、二百岸接近沟底的石基立壁上，有一组岩画，岩画是两队鱼惯而行的羊群，主要有绵羊、羊羔，左上方有一只骠悍的大狗，监视着羊群。这一生动活脱的岩画，重视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古代游牧生活的若干侧面，这是蒙古牧人了解动物习性、驯化动物的真实写照。

  游牧业为我国蒙古族从事的传统产业。《黑龙江志》卷十六记载：“蒙人专赖牧畜为生计，问其贫富，则数畜以对。”近代方志《蒙古志》云；“俄人某者，初至蒙古，人辄问其家畜安否，某甚诧异，竟以不养家畜相对，故终之不信。蒙古人惟贫无立锥者不养家畜。”一般的蒙古族牧民四、五口之家，如保证中等生活水平的线头牛。草原地区的中等人家一般有100只羊，10来头牛。牧业经济在蒙古人的生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草原游牧民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所他们居住在毛毡覆盖的帐幕里，在不同的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习惯于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蒙古人的游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来生活和游牧；另一种则呈相反的现象；一些个别家族单独、孤立地或结成较小的集体进行游牧。

  结成集团游牧的人，通常列队移动并结环营驻屯。这样的环营有时达数百个帐幕。环营蒙古语为“古列延”，是由许多阿寅勒聚集而成的，蒙古语中阿寅勒乃是若干个帐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拉施特说：“古列延的意思是这样的：当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圈子在原野屯营时，便把它叫做古列延”。同一作者又在另一处所这样说：“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从前，当某一部落在某一场所屯营时结成环形，他们的长老居圈子中央像是圆心的地点，便把这称为古列延。现在，当敌军迫近时，为了不让陌生人和敌军突入中央，便布置这样的阵形。”

  总之，11～1.2世纪的蒙古人，或是以阿寅勒，或是以古列延进行游牧。据《成吉思汗的故事》提到，用大牧群的方式来游牧，对于牲畜成群的富牧户，特别是畜马的人，并不方便，出于对自己的畜群和马群的关心，迫使他们不得不追求以阿寅勒进行放牧的较为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以阿寅勒游牧，即以孤立的小集体去放牧大量的牲畜，只在社会秩序安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遇袭击、掠夺和战争，类似的游牧情况便无法维持了。因此，必须寻求出路，把大古列延分成若干小古列延，富有者本人以古列延方式生活和游牧，而他的畜群，主要是马群，则以阿寅勒来经营。

  古列延经济与阿寅勒经济相结合对11－12世纪的蒙古人来说，似乎是最理想的方式。随着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古列延游牧的方法似乎消失了，阿寅勒游牧的方法，已在蒙古人当中占了优势，这点可从拉施特和13世纪旅行家们的记述中得到证实。

  农业收获的标志是果实，牧业收获的标志则是牲畜的头数。《黑龙江志稿》卷十六载；“然木之生也，必十年而始成，谷之稔也，亦经岁而一获，独收畜之利，薜养繁殖，生生不已，若驼绒羊毛如法收剪，牛醺乳酪制成销售，有牧场为之基本，而岁入大可增加”游牧经济的周期与农业经济周期皆然不同。

  “对于游牧民来说；这一标志就是接羔，其生产周期相当于两次繁殖之间的最近一段时间。”因此，必须把各个工序，各个季节看做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能与整个周期脱节，因此游动乃是恢复使用牧场的繁殖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多桑《蒙古史》云；此种游牧民族因家畜之需食，常带不断之迁徒。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即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每部落名有其标志，印于家畜毛上。

  各部落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内，随季候而迁徒。从一个牧场游动到另一个牧场，不仅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牧畜的饲料，而且是为了恢复使用牧场的繁殖力，以便在一个生产周期相对季节有可能重新返回。因此游牧民族有“动物王国”之称。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天下哪里有水草，哪里就可以放养更多的牲畜，哪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经济生活只是单纯地依靠自然界水草茂盛的环境，重复着简单的再生产。农业与牧业虽然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后者所受的自然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比前者为深为大。牧业常受到雪灾的威胁。牧民称之为“白灾”。

  在严寒的冬季，暴风雪常突然袭来，有迅速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巨大的灾害。据《蒙疆牧业状况调查》；1934年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灾，当地牲畜总数的三分之二倒毙死亡，其景象惨不忍睹。由于地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初为睛日，须叟为雪。历史上对“白灾”的记载不绝史书。《元史》卷15云；“以岁北边大风雪，拨突古伦部牛马多死，赐米千石。”《元史》卷136云，“朔漠大风雪，羊马驮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元史》卷38云；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驼马冻死者十九，民大饥。鲁不鲁乞曾真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严寒；“那些地区是极为严寒的，从开始结冰时起，直至五月份，才开始融化。

  甚至在五月份，每天早晨还结冰不过，在冬季，它从来不融化当我们于复活节前后在那里时，大风带来的严寒冻死了无数牲畜，在那里，冬季下雪很少，在复活节前后，即四月底，就下着非常大的雪”倏忽之间，牲畜倒毙于雪野，其损失无法算。

  与之并行的还有，“旱灾”，蒙古牧人称之为“黑灾”。草原畜牧业的生产的全部过程是以牧草为第一性生产，以牲畜为第二性生产的能量转化过程。只有草畜之间形成均衡，协调的能量循环转换关系，才可能正真的保证草原畜牧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及其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在畜牧业地区，干旱经常发生。年降雨量非常低，所以无雨对畜牧业生产意味着更大的危及，尤其是在夏季旱灾和冬季雪灾相继发生的情况下，畜牧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据1977年出版的《综合考察专辑。内蒙古畜牧业》披露；“内蒙古牧业区内，这里每隔4、5年就会发生一次危害牧业生产的白灾或黑灾，对此，史书屡有记载。《元史》卷2载；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卷34载；“铁里千、木怜等三十二驿，自夏秋不同雨，牧畜多死，民大饥”在西部阿拉善地区，旱灾最多，而对于旱灾，人们束手无策，没有控制和驾驭的能力。

  此外，还会有雷击、火灾，冰霜，地震等灾害。又因为畜牧的活物，常患疾病。1947年阿拉善旗的第六个苏木有个叫巴图葬乃的富牧户，原有驼八百头，因患病瘦死，只剩下四头。牧民濒临破产的悲惨境地。即使在没有自然灾害的疾病的情况下，饲养牲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蒙古族谚语说；“秋季坛中多聚油，春季圈中少死犊。”秋天不积草，来年无春羔。在高寒地区，畜牧过冬是一件困难的事，《内蒙古纪要》云；牛马羊所以至冬季而肉骨瘦露，免死为幸。且有饥寒而倒毙相籍，以视夏期之丰肥，不啻天渊。

  牧民们养畜的俗语是；“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牧畜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游牧者与农耕者都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他们企望得到的收获往往都有听天由命的性质，但是前者的预测性更小，而冒险性，偶然性更大。其经济比农耕民族脆弱。

  民族志学者在给游牧经济下定义时指出，游牧经济带有分散性，它所采取的基本的经济形式，是整年分散的游牧，且大部分或绝大多数是携家带口地随畜群移动。《内蒙古纪要》云；“蒙古人生涯，端资牧畜，孽养生息应须广泛地域。聚族而居，实与其生业不能相容，故村落之集团，多不过二三十户，少或二三户，远隔数里，或十余里。开放地域外，几无市街，平沙无恨，人迹罕见，草泉深处。始有人居，其与内地比邻者，情形稍异。”游牧经济需要定期迁移组合，他们需广泛生产资料，但是在游牧社会中游牧民的劳动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附着于土地上的，与农耕民族不同，他们的领土组织具有最大限度的不稳定性

  正因为牲畜成为牧民的唯一的价值判断，繁殖家畜成为牧民的唯一的追求，农畜增多，不可能集在一起放牧，所以必须分群，也必须分别照管，所以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其年长的一此男儿们，必须要离开父母，另立穹帐。相对农业民族 来说，游牧民更为自由，他们能够在广袤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游牧者的社会界限是经常变动的，可能一些人在某个时期是完全独立分散的，而到了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地方则必须与其他人结合成强大的群体，即避免了原有的各种冲突因素，又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牧业需要牧场。蒙古族畜牧业的传统经营方式是靠天然水草，天然养畜，经营粗放。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水草肥美、梅花鹿竟逐的鄂尔多斯高原留连忘返。游牧并非漫无边际，而完全依赖天然草场。清人叶大匡在《杜尔伯特旗调查报告》中说；“无论青草如何繁茂，经牧十日遂即一片黄沙，必须移牧他处，不特冀留草根，以待滋蔓，即牧畜无食，亦必逃亡，蒙古人逐水草而居，正以养牧之故，亦突出于不得已也。”

  蒙古族的游动放牧有下列三种方式：第一，多次迁徒。一年之中搬迁十次之多，这样的迁徒历史上曾有过，近代已不复存在；第二，一年之中搬迁二次，即冬营地和夏营地。牧民迁徒各季营地的规律，时间的分配，路线和范围的画定，一般说来是比较固定的。但也要看水草是否丰足而定；第三，走，“敖特尔”。敖特尔”即倒场、游牧之意。走“敖特尔”是除了夏场院和冬场以外，选择其他牧场游牧。其目的是为了抓骠，其性质为扩大自己的牧场。

  选择牧场的条件是以自然地形，气候、水源为依据的。《内蒙古纪要》云；“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之境内，渐次移转。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旱已不能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故必选居山阳，冰足以资人之饮啖。根之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

  选择夏季营的标准是；选择丘陵、岗地、台地、山后等凉爽通风的地方；选择离水源近的地方，不能在另人的冬营地放牧；选择冬营的标准是；要选择山的南面，山前、沙窝子、湖盆、山谷；要使牧畜能饮到水；与他人的冬，春营距离远些。

  蒙古牧人积累了丰富的放牧经营。早在《蒙古秘史》第118节就记载；“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住，靠水居住，牧羊的人可得饮食吃。”这就表明，古代蒙古人早就摸索科学的牧养方法。除草原的选择外，牧人还注意分散放牧。首先各种牧畜的习性不同。驼属大牲畜，羊为小牲畜，步伐快慢不一致；马群走得快，牛三三两两各走各的，牛冬季白天吃草，夏节则白天贫睡，夜间吃草不停。不同的牲畜有不同的生活节奏，所以要分群放牧。再者，各种牲畜所食之草不完全一样。有些草易于驼，有些草易于羊。《清稗类钞阿里克牧务》云；“草贵有碱性，而牛羊马所饮之水不宜碱，碱水唯驼为宜。”第三分群放牧利于草原的恢复。《清稗类钞阿里克牧务》云；“羊得秋气，足以杀物，牛得春气，足以生物。羊食之地，次年春草必疏。牛食之地，次年春草必密，草以羊食者，下次根短一节，一经牛食者，下次根出必长一节，牛羊群相间而牧，翌年之草始匀”。在阴山岩画上，就有幅分群放牧的画面，足见其有悠久的历史。

  不同的牲畜有不同的放牧方法。蒙古族早在蒙古汗国建立的时期就享有“游牧之国”的声誉，他们的牧业生产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时期，其驯养牲畜的种类已相当完备。据《契丹国志》载；“正北至蒙古里国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牛、马、驼、山羊、绵羊被称为“五畜”。

  近代民俗资料《内蒙古纪要》云；“内蒙牧畜有牛、马、羊、骆驼四种。羊最多，牛马次之，骆驼又次之。”羊在近代蒙古族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蒙古羊为我国的三大羊种之一。产于锡林郭勒东部草甸草原和干草原的乌珠穆沁羊，产于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北部干草原与荒漠草原过渡地区的苏尼特蒙古羊，产于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荒漠草原的蒙古羊都为优秀的良种。《黑鞑事略》早就记叙了蒙古羊“毛密而扇尾”的特征，表明其与农耕区域羊种的区别。《蒙鞑秘史》记载；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在战争频繁的年代里，马虽为适合其需要的第一畜种，但数量仍不及羊多。

  放羊须早出晚归，不离羊群。出牧、归牧时多采用“一条鞭”放牧法，在牧地采取“满天星”放牧法。牧羊人要看好头羊。《松漠纪闻》中提到：“北羊有角者，百无二、三味，极珍善。牧者每群必置北边北羊数头，仗其勇，牧行必居前，遇水先涉，群羊随其后。”注意羊群的状态，观其是否有病，若系孕畜，防止流产。注意合理规划利用牧场，不要每天都在一个地方放牧。春天，为“换青”季节，羊误把干草认为青草跑得很快，这样的一种情况叫“检青”，要防止空跑路而肚子吃不饱的现象；春季风大，要顶风出，顺风归，并照顾经冬后体弱的“乏羊”；夏季牧人要选择凉爽、通风的地方放牧。注意太阳和风向。一般上午顺风出顶风归，下午顶风出顺风归。要保证羊饮水，还要让羊适当舐些盐；秋季要抓好羊上膘，牧人说；“夏抓肉膘，秋抓油膘，有肉有油，冬春不愁。”秋天要尽量延长放牧时间，稳游慢赶，让羊吃饱吃足，少跑路；冬季要做好保膘胎。照顾孕畜，不跳沟，不恐吓，不使之饮冰茬水，出圈门不拥挤。下羔季节的冬春之秋要携接羔袋。蒙古族养牛的历史非常遥远。《黑鞑事略》徐霆注云；“霆见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于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田，只拽车，多不穿鼻。古代牛为第二畜种，游牧迁徒规模的迁徒和战争物资的运输都不可能，其用途与农耕民族用牛大不相同。蒙古牛的特点是体格粗大。

  《内蒙古纪要》云；“外蒙乃产于乌珠穆沁的部者，体格稍巨，罕、阿尔科尔沁、扎鲁特等产者次之，然比于山东之牛，体格略大，大抵重四、五百斤，毛带褐色，杂褐色及黑褐色，间有纯白纯黑者。”

  羊采食的牧草范围较广，它喜食灌木的嫩枝，也吃多汁、含盐、有苦味的各类杂草。羊适于在平地放牧。

  一个好的牧民在一年四季中采取不同的放牧方法，才能把羊放好。春季是羊产羔的季节，经过一冬的消耗，绵羊大多体力虚弱，加之春季气候变化无常，牧草青黄不接，是羊的“春乏时期”。为此，春季放牧要防止羊群“跑青”，就是春季气候逐渐暖和后，牧草开始返青，绵羊见青就乱跑，若不加控制，羊不但吃不饱反而会造成体力大量消耗。有经验的牧民采用“早春放阴坡，晚春放阳坡，下午放阳坡”的放牧方法，即上午先让羊吃枯草，下午再去吃青草，这样做才能够防止羊跑青，更有助于保护牧草生长。夏季放羊，一般采取早出晚归的放牧方法，有经验的牧民，一般都选择地势高、干燥、蚊蝇少的地方放牧。羊因怕热，常常出现扎窝子的现象，即绵羊拥挤在一起，不动、不食、急促地喘气，挤在中间羊，有时会因问热发生窒息而死亡。因此，中午一般把羊群赶到树荫下或赶回圈内，以防扎窝子。秋季天高气爽，是草原的收获季节，也是绵羊抓膘的季节，有经验的牧民常喜欢到以蒿属植被和葱属植物为主的地方去放牧。冬季牧草枯黄，母羊正值怀孕时期，放牧的主要任务是保膘保胎，牧民们往往选择地势低洼、背风向阳的地方放牧。由于天气严寒，出去要晚些，回来要早此，且不远走，就在营地附近放牧。羊在冬季隔一天饮一次水，多在中午，因为此时水较温和。养羊在当时草原游牧民的经济生活中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羊之肉、乳、皮、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蒙鞑备录》所云：“宰羊为粮”和《黑鞑事略》所云：“牧而庖者以羊为常“都表明羊是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正如《元朝秘史》记载，当成吉思汗及王罕逃避敌人之追捕时，就都是靠食羊肉，饮羊奶活命的。当时羊群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据史料记载，一些蒙古部落就已有羊近百万只。

  牧牛，牛为大牲畜。牧牛可以跟人。但是需注意牛的饮水，特别是春季须牧人照料其饮水。对于未到产前的幼牛牧民格外照顾。在冬季以干草为主，适当增加精饲料。夏季以青草为主，视草质变化的情况，酌给部分精料。母牛怀胎时更注意其饮食营养。夜间放牧，以利健康。役牛一般比较劳累，一般劳役后，不让它马上就进食，而是让其歇一歇，这样可使牛增强食欲，以利健康。牛对牧草的要求不很严格，采食的牧草种类较广，主要采食禾本科牧草，也吃某些阔叶杂草和多种灌木，但牛不喜食苦的、气味大的、含有盐分的草类。草甸和草甸草原是牛最好的放牧地，而干草原草场和荒漠，一般不适于牧牛，但局部地区的芨芨草滩、低地草甸也可用来放牧牛群。

  牛是当时草原游牧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就像《黑鞑事略》所说的“牧而疱者牛次之”，用“牛驾着车子”，“以牛马之革制囊”。此外，史料还提到此时草原游牧民还使用骆驼，但数量很少，而且主要把骆驼用做交通工具，只在急需时，才不得已而食其肉。

  骆驼为蒙古族驯养的家畜之一。《黑鞑事略》记云；“驼有双峰者，有孤峰者，有无峰者。”双峰驼是内蒙古的特产。内蒙古的双峰驼的两种，分布于锡林郭勒盟西部，乌兰察布盟北部的苏尼特驼，分布于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的称阿拉善驼。牧驼，骆驼不须随牧，可让它在草原自由驰走。《内蒙古纪要》云；“若夫纯游牧地方，则平沙无垠之原野，即天然之牧场也。无木栏沟渠之设备，四季之中，一其采食野草”人们在牧驼时只需三、五天或七、八天查看一下。骆驼喜迎风走，走出一、二百里之外，牧人还能根据其足迹把他找回来。骆驼有两个时期需要照顾。一是在春季没有雨水之前。雨水充足了，再把它放开。驼在夏天跟羊一样注意饮水，否则易生病生疮。其在四至六月脱毛期间也需要看放，要即时抓毛拾毛，防止其生病。驼群的头数以几十只为宜。